编者按：周黎明被多家媒体成为“中国影评第一人”，但是他却说“我在电影食物链最底层”。为什么他这么说？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缺乏真正的独立影评人生存的环境。下面的采访来自于北京青年报，周黎明在他的博客里写道：这篇冗长的对话主要说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前面博客里提到的“我被赶出《集结号》放映”的事情是真的，那篇文章中的其他细节都是虚构的，想必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
他每年看150部甚至200部电影，迄今为止的阅片量保守估计在5000部。他没上过一天电影学院，却对中外电影品头论足、笔耕不辍，效法美国影评，开内地影评先河，有不少粉丝追捧。他声称自己是为数不多、长期保持独立的自由影评人，全副业余心态，想写就写，没有压力，但影评产量大大超越专业人士。他就是影评江湖上人称“周老大”的周黎明

最近周老大门前有点闹，因为他评价《变形金刚2》是《无极》的美国版；评判迈克尔•杰克逊的成就不及披头士；肯定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算一部好影片……于是乎，引来骂声无数。

人物简介

周黎明：《中国日报》高级编辑，此外，还有身份两重：影评人，著有《莎乐美的七层纱》、《四面楚歌》、《好莱坞启示录》、《西片碟中碟》、《华语片碟中碟》等作品；时评人，撰写《美哉中国》、《透视中国》等英文著作及大量英文时政评论。

语录

如果我晚几年写影评，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我是出不来的，现在只有偏激才能吸引眼球。

很多评论的权力是争取来的，不能我刚争取来这个权力，一转身就剥夺别人的权力。

其实把我赶出来倒没有剥夺我的权力，反而增强了我的独立，那些跟你和蔼可亲的，很可能在和风细雨当中削弱了你。

影评这东西实际是奢侈品，不是生活必须，是奢侈品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高。

很多影评人是想借助写影评进入影视圈。影评人在电影业的食物链里是最底层的，进去之后就要一层一层往上爬。

写迈克尔•杰克逊的文章，引来一万多人骂我。因为陆川的片子，甚至伤害了我与朋友的关系

记者：作为受人关注的评论人，总有些读者会对你的反应存在期许，一旦你没有符合他们的预设，他们就会很愤怒。

周黎明：对，最近让我连续被骂的一是《变形金刚2》，一是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一是迈克尔•杰克逊。我在湖南卫视上说《变形金刚2》其实就是《无极》的美国版，单独看哪个部分都挺好看的，但加在一起就过火。陆川的《南京！南京！》我比较肯定，但他们后来引用我的话断章取义，说“周黎明认为这部影片可能是不朽的”等等。其实我的文章除了肯定，还大量指出了他应该做得更好而没有做到的地方。而我对迈克尔•杰克逊的判断是，他是个天才、集大成者，他的受众超过任何人，但他在艺术上的革命性不足，成就不如披头士。

写迈克尔•杰克逊的文章贴到网易上后，有一万多人骂我。因为陆川的片子，甚至伤害了我与周围朋友之间微妙的关系，还有人说我是不是被陆川收买了，其实他连张电影票都没给我。

记者：你对他们的反应怎么看？

周黎明：我有时候想我要不要跟他们沟通？很可能是白搭。其实我一直不偏激，口味比较中庸，早年就有人批评我评什么电影都是三七开。如果我晚几年写影评，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我是出不来的，现在只有偏激才能吸引眼球。

比如迈克尔•杰克逊的去世，我觉得中国的媒体、粉丝有一个特别现象，在一个名人去世后喜欢给他戴高帽子，动不动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。这跟我以前看《纽约时报》上的讣告是不一样的，人家有成就的地方就肯定，不足的地方也会指出来。这可能是西方文化对我的影响，不会因为一个偶像走了，哀伤，就给他戴高帽。是他的就是他的，不是他的干吗要把他拔得那么高呢？当年安东尼奥尼去世，刚把他拔得那么高，伯格曼又去世了，那些人就很尴尬，因为已经把称号给了安东尼奥尼。客观地讲，后者比前者的成就还要略高一些，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个恶搞的博客。

我心目中的影评是美国主流媒体的影评，我决定按这种方式写，没想到一写就成了好莱坞的“志愿者”

记者：你对自己的描述是用中文写娱评，用英文写时评，而你的履历上写着你毕业于美国的伯克利商学院，给人感觉很不搭调。

周黎明：不知道我的人会觉得我干的事情跨度很大。其实我本科学的英语，研究生学的西方文化，我现在做的事情跟专业是有关的。MBA表面上好像完全放弃了，其实我曾给《环球财经》写了将近3年的商业评论。

记者：怎么涉足影评的？你是从小就有电影梦吗？

周黎明：完全没有电影梦，就是感兴趣。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后，因为无聊我看了大量电影和电影方面的书籍。99年初开始真正写影评，当年就出了一本影评集，但没什么名气，也没有放在网上。中间停了两年，再写就是很偶然的事了。当时刚好美国经济不好，我在IT公司清闲下来，就想写点东西。我做了一点调查，发现当时国内网上的影评，好的不多，基本就两大类，一类是学院八股文；还有一类我称为情感派，借助一部影片谈自己的心情，很小资。确切地讲那不叫影评，我心目中的影评是美国主流媒体的影评，但国内没有，我就决定按这种方式写。

记者：美国主流媒体的影评是什么样？

周黎明：他们的影评是写给看电影的人看的，不是写给拍电影的人看的，这跟我们的学院派影评有很大不同。我们的学院派影评对拍电影的有价值，但对看电影的人没什么用。我会判断一部电影好或不好，好在什么地方，不好在什么地方。讲出为什么，受众又有一定的针对性，你就能找到自己的读者。我在美国看了20多年的报纸、杂志，得到的训练就是这么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这样写影评当时在国内算是创新。

记者：当时你写的影评投放到哪里？

周黎明：最早在网易的娱乐频道，一个礼拜两三篇。马上就有很多媒体来约稿，读者的来信也多得来不及回，我就跟网易的编辑提出来能不能给我开一个论坛。因为很多读者问的问题是一样的，与其讲上十次二十次，不如贴出来。另外，当时国内有三家电影杂志几乎同时约我写影评，我选了《看电影》，那是2002年初。

记者：你一开始就采取网络的方式，是为了传播面更广？

周黎明：完全是非功利的。就是一种乐趣，觉得写这个不是负担，没想到一写反响那么好。

记者：都是些什么样的反应？

周黎明：最一致的反应就是觉得通过我了解了好莱坞。当时我写的基本上全是好莱坞的片子，我好像成了好莱坞的代言人，可好莱坞那些协会根本不知道我做的这些志愿者工作（笑）。当时好多人不清楚我人在国外，以为我是看的盗版碟，所以还有人给我按了“周黎明鼓励看盗版”的罪名。其实我全是在电影院看的。

国内讲好莱坞的人很多，但像我这样了解好莱坞的不多。我虽然常住旧金山，但经常去洛杉矶、好莱坞一带公干，对它的了解不是从写影评才开始的，有十几年的积累，我相信国内没有这样的人。张辛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很有名的女作家，她在美国很多年，对电影也有兴趣，写了一本《我的好莱坞大学》。我看了这本书，写得很好，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她与国内脱节，不知道国内的观众想知道什么。我回国也是觉得再不回来，我写的影评会慢慢被人淘汰。虽然有网络，但人在与不在完全不同。

真正反感我的是喜欢欧洲片的年轻人，这个我能理解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先看我的文章再说我很烂

记者：你预料到自己会受那么多人的追捧吗？后来有人称你为国内的第一影评人、影评江湖的老大。

周黎明：我真没想过自己要填补空白什么的，我想做这件事可能是因为MBA的训练。我在看一件事的时候会有一个市场的概念，这件事没人做或人家做得不够好，那我来做就比较容易成功，加之自己天生偏向文化。

当时周围人说我写得好，我觉得自己占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写得好也是应该的。而且我学过文艺理论，有理论功底，又不掉书袋。在国内很多上过大学又学过文艺理论的，很希望把专业术语卖给读者，让人家知道自己很有深度。在美国倒过来，你为大众媒体服务的话，是不允许你使用术语的，什么后现代主义，用了肯定要被编辑枪毙。

我回来的第二年，花城出版社找我编写一套大型电影指南。当时我已经到了《中国日报》社，驻香港，不用坐班，有自由支配的时间，再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就答应了。我花了三年时间出了《西片碟中碟：英语片》、《西片碟中碟：非英语片》和《华语片碟中碟》。做这套书时我是有使命感的，这个东西前面没有人做过，三本加起来一共收纳了5500部电影，在量上远远超出别人。而且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标准，收的影片一定是自己看过的，有自己的判断。我跟香港资深的影评人梁良一起合作，互相补充，如果我们俩都没看过，就找港台其他影评人给我们写词条。

等这套书做出来之后，就有人称我“第一人”了。最近有出版社找我做第二版，回过头看当时我怎么有那么大勇气做这个工作？那是一个巨大的工程，要不断收集资料不断看电影，跟平时写影评不一样。平时没看过的就不写，很随意，这个不行，没看的必须找来看。所以我答复出版社，再做恐怕要等我退休以后了。要我说，这个工作应该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成立一个工作室，拿着国家几十万的科研资金，招20个研究生帮着一块儿做。我们就两个主要作者，助理还是自己花钱雇的。

记者：同为影评人，你了解学院派对你的评价吗？

周黎明：开始跟学院派的没什么接触，我个人觉得他们应该很不喜欢我，事实证明这个假设没错。有一些喜欢我的大学生给我发邮件，说他们的老师很不感冒我，经常说千万不要看周黎明的影评，如果写成他那样的肯定不及格。我说这就对了，我就是跟他们不一样。后来我又发现一些学院派的老师其实并不反感我，真正反感我的是喜欢靠近学院派的学生、喜欢欧洲片的年轻人。

其实我完全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，我也能理解他们，很多评论的权力是争取来的，不能我刚争取来这个权力，一转身就剥夺别人的权力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先看我的文章再说我很烂，这样一点问题没有。评论没有对错。

我突然觉得这是件值得自豪的事，做影评人做到被人从电影院赶出来，至少证明我是独立的

记者：做了这样的大部头，引起了更多的关注，你写影评时的独立性有没有受到影响？

周黎明：受影响是从写中文片开始。回国后我发现，写美国片时，夸或骂，都没有人说我，一写中文片，读者在反应上的反差马上就出来了，非常强烈。阿甘有一部恐怖片曾被我骂得很厉害，前一阵我见到他，他很谦虚，也没说要杀了我什么的，但一些影迷就真的给我写恐吓信，只要我说的和他的观点相反，他就受不了。

跟影人熟了以后其实是有副作用的，距离太近没法评论。比如人家都已经请你吃饭了，下回你再把人家说的一钱不值行不行？比如一部影片的宣传策划是我的朋友，说老周你来看一下吧，有的还补一句“有报酬”。都知道我不靠这个吃饭，有没有报酬没有关系，但朋友请我过去我就很难办。我希望我会喜欢，如果不喜欢，只能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不说话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别给我报酬，省得我不说话你们后悔。

如果你不喜欢一部影片，也能把这部片子写得很好，那你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宣传，但作为评论人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独立。很多人认为独立评论人就是不属于某个单位，实际上真正的独立我认为是指人格的独立、判断的独立。

前一阵我去广州参加一个电影活动，几个导演喝醉以后跟我说：周老师，我给你权力，我下一部影片你看完以后怎么骂都可以。我说我不需要你给我这个权力，我是大众评委我就有这个权力。从实用的角度讲，我如果把你的影片大骂一通，对你的票房绝对有好处。

但我从来不谴责那些不独立的人，我有这个条件独立，因为我从来没想把写影评当做职业。有些刚刚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，靠写影评谋生的，不能独立情有可原。不过长远讲他是在损坏自己的品牌，老写公关稿，读者是看的出来的。

记者：有没有人拉你做枪手？

周黎明：拉我做枪手的人不少，我一直强调我有正职，写影评是业余爱好。很多电影公司都知道我是不能被收买的，当然我绝对不清高，你给我几千万我绝对被你收买，但肯定超过你的预算，影评人的价码我很清楚。有一个公司请我去看片子，看完后，他们明明知道我不喜欢，在路上给我发短信，说周老师，我们是有报酬的。我说对不起，这是给我自己报社写的。

记者：这样做会不会闹僵一些关系？

周黎明：当然会，我大概是全中国唯一从电影院被赶出来的人。当时是《集结号》的内部放映，我有票，这票本来是我朋友给一个娱乐公司的老总的，但当天他去不了，就给我了。到门口时被他们认出来是影评人，不过也放我进去了。电影放了15分钟，忽然大喇叭里就喊：周黎明，请你出来！开始我还没听清楚，过一会儿，喇叭又喊：周黎明，请你出来，如果你不出来，这场就取消。我不能害别人，就出去了。现场有证人，我绝对没说谎。我朋友很尴尬，问我什么时候把人家给得罪了。我也莫名其妙，之前的《夜宴》我虽然没有夸，但在众多的影评里，我的肯定算是最多的。

记者：难道他们预计到你会有对他们不利的评论？

周黎明：我猜测，只是猜测，我太独立了，不能被左右。后来我参加《集结号》正式公映，是《看电影》给的票。看完后觉得总体来说不错，我的观点一般不极端，如果评的话也是以肯定为主，当然我也不认为它十全十美。可是因为有被赶出来的事，很难保持客观，我自己剥夺了自己的评论权力。如果我写好，有人就会觉得我拍马屁，被赶出来了还写它好；如果写不好，人家又会说，你不客观，就因为被赶出来了，明明是佳片你说不是，所以干脆不写。

过了一年我突然觉得这是件值得自豪的事，做影评人做到被人从电影院赶出来，至少证明我是独立的。我有太多机会去傍（大笑），但是我放弃了，虽然不是什么高风亮节，但我自认我是很少数保持独立，而且长久保持独立的影评人。

即便这样我还是能感到压力，比如跟某个导演熟了，他拍的片子很一般，但他跟你说周老师，请你多多指点。其实把我赶出来倒没有剥夺我的权力，反而增强了我的独立，那些跟你和蔼可亲的，很可能在和风细雨当中削弱了你。做人就是这样，人家对你好，你总不好意思对人坏。

有个导演，我不好意思说他的名字，他拍了一部片子，属于一半好一半不好。既然请我看了，我就写，但不发表，给他个人看，我用这种方式给他面子。当然也有倒过来的，说周老师，我们给你报酬，请你写文章骂我们。我说要是我喜欢呢？他知道我骂得很少，在大家都说好的时候，我出来骂，在商业上有好处，所以点名要我骂。可我觉得这样也是操控我，我要是喜欢就不骂。

就因为这些，我尽管认识一些导演，但通常不参与他们的活动。我从来没想故意得罪什么人，如果得罪了我也无所谓，顺其自然。写影评本来就是对事不对人，而且这是我一个人的判断，你可能另外找到一百万个人跟我的观点不同。做评论人，如果在乎被评者的感受的话，没法评论。

当编剧、导演的机会我一直有，但我没有自信，如果拍出一部烂片，就连影评生涯也会受到影响

记者：你怎么看待影评和影评人？很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人都向往走独立影评人的道路。

周黎明：影评这东西实际是奢侈品，不是生活必须，是奢侈品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高。虽然我是影评人，也不以写影评为耻，但我也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。当一个社会经济比较繁荣、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，就有条件进行文艺评论。一些大学生，希望我把影评拔得很高，他们今后才好把它当事业来做。我的回答是当影评人太没出息了。影评人在整个电影业的食物链里是最底层的，进去之后就要一层一层往上爬。如果你一下子就能写剧本的话，不就把下面的这些环节都跳跃了吗？

不过我用不严肃的态度看它，但做的时候是认真的。客观地讲，如果运作得好，影评对整个电影工业有促进的作用，尤其是引起观众的兴趣，这最重要。有一些影片，它们没有能力把自己宣传得人尽皆知，但它们是很好的影片，这时影评人就有义务站出来进行介绍，让更多的人了解。这对影评人来说是乐事，也是有意义的事。

记者：你自己从来没想过在这条食物链上更进一步吗？

周黎明：我知道很多影评人是想借助写影评进入影视圈，然后去当编剧、当导演，这两年这样的机会我一直有。曾经有一位我很佩服的导演花三个小时鼓励我转到他的行业去。我是在一个朋友那里接触到这位导演的，当时他夸了我的影评，我只当是客套话。后来他约我见面，我以为他是想就我对他影片的评论进行商榷，没想到他全是在说服我。旁边一个朋友就是电影公司的，也说马上可以跟我签约。

我要是年轻8岁就敢上，现在患得患失，一方面不愿意丢掉正职，另一方面我没有自信一定能拍部好影片，如果拍出一部烂片，不仅结束了我的电影生涯，影评生涯也会受到影响。我担心人家说：别看你说的挺好，原来就这点水平啊！我对电影很了解，它不是一个人能控制了的，好剧本不一定碰上好导演，好导演不一定遇到好演员，最后出来的东西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初衷了。至少写影评全部是我自己的观点，虽然处在食物链的最底端，但做到目前这种自由的状态我已经很满足了。

另外，从任何方面来说，我的正职都更重要。当中国被世界大面积误会的时候，我的一篇英文文章可以让他们了解，原来事情还可以这么理解，不只有一种角度。

记者：你不希望被局限在影评人这个定义里？

周黎明：其实我一半以上的工作跟电影没有关系。我写的很多英文评论，夸大一些说，可以对中国的国际形象直接产生作用。有一次我去泰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，填表的时候，我刚写下名字，旁边的人就说你就是Raymond Zhou？我们天天看你的文章。你要到北京的老外圈子去问，他们没几个人知道我是写影评的，但我是他们记得住的一个时评人。他们比较认可我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解读。

我希望自己做一个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解读者，我写西方的事情站在中国的角度，讲中国的事情就站在西方的角度，这也要慢慢成为我各个领域写作的共同点。刚开始我介绍好莱坞电影，现在大量的中国电影我是用英文写的，介绍给国外。这两年我尝试转向，不仅写影评，文学、戏剧、古典音乐都涉及，广义文化概念的评论也越来越多，尤其是跨文化评论。我唯一还没尝试的是用中文写时评。